是是非非摄像头

2019-10-13 00:24:05 来源: 奉贤信息港

是是非非摄像头

日前,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安装启用二十一套“蓝天卫士”视频监控系统,全天候严密监控麦收期间秸秆禁烧的情况。

新华社发

刘道伟作

无处不在的摄像头。

(资料图片)

8月1日,有友上传视频,爆料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多名法官“集体嫖娼”,一时间,舆论四起。而对相关法官的惩处,也如舆论产生一样迅速:6日开除党籍,8日撤职免职。“速惩速罚”的背后,摄像头功不可没。从电梯内的谈笑风生,再至宾馆内小姐入房,几位法官的一举一动都尽收“眼底”。

其实,摄像头这只特殊的“眼睛”

,早已潜伏在我们身边:商场、银行、学校、街头……而关于它的是非争论,也从未停止。随着摄像头的广泛应用,在维护公共安全的同时,也不断引发各种隐私侵权事件的争议

,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的界限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

①成为官场现形“器”

传统意义上,摄像头以这些形象为众熟知:在反对恐怖主义时,它是“救命的天使”;在打击罪犯时,它是“诚实的目击证人”;在防盗安家时,它是“财产的保护神”。而今天,它又有了新的“职责”:有友戏称,继“老婆举报”、“二奶反水”、“小偷入室”、“微博举报”后,小小的摄像头也成为防治腐败、整顿官场不正之风的“不二神器”。

摄像头撕下了部分官员伪善的画皮,露出可憎的一面:生活腐化、贪污受贿、庸官懒政。而如上海这几名法官的经历,近年屡见不鲜。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、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、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等一干官员,其落马都与摄像头有关。

今年1月,一段“胶州市建设局吕苏办公室受贿现场”的视频在上疯传,安监站站长吕苏目前已被暂停职务,接受调查。春节前后,湖南多地用“针孔摄像头”拍下了一些干部的上班生活:打游戏、看电影、睡大觉。

隐在角落的摄像头目睹官场“混、浮、软、假、奢”之怪现状,使腐败官员现形之后,等待他们的,将是冰冷的法律和愤怒的民众

。业内人士认为,这种电子监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防止执法人员滥用权力、损害公众利益。

除此之外,摄像头在维护公共交通和安全等方面,表现突出。一直以来,摄像头与红绿灯“搭档”,充当着“电子警察”的角色,防止汽车出现闯红灯等可怕现象,更好地维护交通秩序。而现今,部分地区的“电子警察”还兼职做起了“老师”,学生主要是司机和行人。

因事故频发、伤亡惨重

,大货车事故频发,“大货车失控致29辆车连环撞”、“超载大货车撞翻救护车”、“疲劳大货车凌晨冲进居民家”……悲剧轮番上演,友送名“疯狂的大货车”。据悉,2012年,货车的万车事故率比同期全国交通事故万车事故率高出1倍多。

今年5月份以来,为降低货车事故,北京市交管部门鼓励市民拍摄货车违法驾驶行为并举报,交管部门以此为线索,用探头作证据,将近期事故编成短信,发送给大货车驾驶人,起到警示作用。

在生活中,摄像头也上演“七十二变”。它出现在餐馆里,可以让顾客“监视”厨房做菜的全过程,真正吃上“放心菜”;它出现在手表上,报警系统启动后可连续摄像30分钟,助遭受性侵害的女性“反强奸”;它出现在鱼钩上

,使水下鱼群一目了然,让钓鱼活动成为一场“视觉盛宴”。迷你版的它,还被广泛应用于医学胃肠病、支气管病、整形外科的治疗上,减轻患者痛苦的同时又提高了治疗效果。

小小摄像头,功用可不小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《今日美国》报的一句问话,也发人深省:在努力建造一个充满监控的金鱼缸社会前,我们应搞清楚:这些探头是否真能让我们更安全?[1][2]下一页②向前一步是滥用

“满城尽是摄像头”、“透明人”是现在摄像头泛滥的真实写照,而且其数量仍在上升,“滥用”与“侵犯隐私”成为其被诟病的两个关键词。

以安全的名义,老大哥在看着你。走进电梯,你是否也会首先查找一下有没有摄像头?没有。那好吧,现在可以放心地剔牙了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说:“公共治理的需要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微妙平衡难以掌握。稍有不慎,前者过度强势滥用就有可能对后者造成损害。”

现实中,关于监控被滥用和曝光隐私的事件确实也接连不断。如“上海复兴中学教室亲吻监控视频”、“深圳地铁工作人员泄露恋人拥吻监控录像”、“四川绵阳摸胸门事件”等。

2012年,东莞更有一家水疗馆,为“震慑窃贼”在更衣室安装了摄像头,并把客人更衣时的视频直播到更衣室外的售票大厅,让客人裸体出镜。

电子摄像头功效被无限放大的同时,在具体的监控行为中,公民隐私却常常面临被“无限省略”的窘境,甚至沦为满足个人好奇心和窥探欲的工具。对此友调侃道,“探头有危险,接吻需谨慎。”

实际上,现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这样的问题,摄像头“武装”到厕所,校园几乎变“牢房”。而智能的普及,以及微博、推特等自媒体的发达,使很多公共场所监控拍下的画面被传到上,导致普通人生活受到干扰。“有图有真相”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,新的江湖规矩是:“有视频有真相。”

“很多时候感到自己隐私受到侵犯主要是因为没有被告知,”友汪乐萍说,“有些公共场合安装的摄像头很隐蔽,也没有提示标识,一举一动都在被摄像头监控,自己却根本毫不知情。”

受到人们质疑的,还有摄像头可能成为犯罪者的作案工具。2003年,徐正国等六人就是利用摄像头,多次在长沙、株洲两地银行的自动提款机上盗取别人的存款共10余万元。

更令人费解的是,当我们需要摄像头提供证据时,这个“不会说话的证人”却经常出现“技术故障”。另外,虽然很多地方已经被摄像头“武装”,但除了政府安装的之外,还有很多归私营业主、单位和个人所有,出现不恰当的“斜视”和窥私,甚至有的地方的电子眼被外包给了企业。所有的这些,折射出的,是摄像头管理的一片乱象。

我们不禁要问,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?湖南大学法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屈茂辉教授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:“面对一种新技术的发展,可能相应的制度不是很健全,法律相对滞后。”

③请法律遮挡隐私

摄像头应该安在那?谁来监督“监控者”?如何保障公共安全?又如何守护隐私?

一连串的问号里,一边是尚未明晰的权力边界,一边是公私难分的“模糊领域”。在公共治理、反腐与公民隐私之间,这个权衡良久上下摇摆的天平,如何才能审慎地放上使之取得平衡的砝码?

“国家基于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的需要,在公共场所设摄像头有其一定意义,而且从现代社会的正义而言,其合法性是不容怀疑的。”屈茂辉说,“但也不能牺牲权利换安全,这需要在立法和执法等多方面规范摄像行为。”

首先,关于摄像头的安装场所问题,政法栏目媒体人戴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:“摄像头应该安装在公共场合,而在公共场合安装时则要注意是否侵害了私人私密的空间。例如,如果一条街道的摄像头刚好可以照到旁边的厕所,这就会引起争议。”

其次,是谁有资格来安装以及摄像资料应如何管理?屈茂辉说:“摄像头应该由公权力机关来安装,而非私人。而管理的关键问题则是采集信息之后,信息的利用和去向要合法,要体现法治的基本要求。采集的信息应该由特定的机关使用,而这也是立法上急需进行明确的问题。”

另外,屈茂辉还表示,视频资料不能随便流出。为此要完善隐私的法律保护,对监控数据进行严格的管理,要制定查看、使用影像的严格程序。

目前,除8月1日河南省通过的《河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》外,北京、重庆、深圳、广州等地都已经有公共摄像头的地方规范。但“的问题是这些规范是粗线条性质的,欠缺具体细化,而且我们缺乏一部对监控系统进行规范的全国性法律。”屈茂辉教授说。

在这方面,我们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。例如美国法律就允许在公共场所安装监控设备,只在某些特定的“合理区域”,如卫生间、更衣室、卧室等场所有隐私权保护。而在英国,使用摄像头的地方必须加上明显标识,所以在大街小巷,会看到许多地方都标有闭路电视监视系统的英文缩写牌子。

另外,法律的完善和细化当然是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,但是,个人的行为与法律意识也同样重要。

“所谓公共场所,就是所有人都能共闻共见的地方。所以,为了避免自己隐私被暴露,关键是要在这样的场所中注意自己的言行。”戴松说。原因是当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隐私暴露于这种场合时,理应已经想到因此可能要承担的隐私风险。

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,应该通过法律建设,提高社会民众和广大执法人员的法治观念,使隐私权利被接受为公众意识和社会常识,这样才能减少对安装摄像头所引发的问题的争议。

制图:潘旭涛

原标题:是是非非摄像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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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源:中国经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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